宇文姓起源于辽东，为南单于之后。魏晋时，北方鲜卑族有宇文氏部落，自称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从祖先葛乌菟起世袭为鲜卑东部大人（十二部落首领）。后来有普回袭任大人，他在打猎时拾到一颗玉玺，上刻“皇帝玺”三字，自以为是天授神权，于是号称宇文氏（当地人呼天为“宇”，呼君为“文”，意即“天子”）。东晋时，宇文氏进据中原，号称宇文国，以宇文为姓，称宇文氏。

得姓始祖：魏晋时北方鲜卑族有宇文氏部落，自称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传至普回大人时，他在出猎时拾得一枚玉玺，上刻“皇帝玺”三字，自以为是天授神权，其族人呼天为“宇”，称君为“文”，于是号称宇文氏，意为“天子”。东晋时，字文氏进据中原，逐渐成为汉族人的姓氏。故宇文氏后人奉普回为宇文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缺）宇文姓在大陆与台湾均未进入前一百大姓。从《周书·文帝纪》和《通志·氏族略》两书上考究，可知“宇文”两个字，都是从当时鲜卑语翻译过来的，“宇”是天的意思，“文”是君的意思。南北朝时的中原地区，兵荒马乱，许多外族都想来中原打天下，而原居辽东的宇文氏的始祖，由于无意间获得一块玉玺于河，认为寓意要他们当皇帝，所以，不但把国号改为宇文，甚至连其酋长一家人，也都改姓了宇文。也许真的是“天意”，鲜卑族的这一支族人以宇文为氏之后，果然打出了天下，当上了皇帝，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北周王朝。宇文氏的得姓，大约大1500以前。发祥地点应该是现在绥远的武川一带。宇文复姓在历史上称帝者共6人，创立北周王朝，立国25年。望族居赵郡（今河北省赵县）；后来居太原郡（今山西省太原县）。

■历史名人

宇文泰：仕魏为关西大都督。北魏孝武帝为高欢所逼，西奔长安依附泰，旧史称西魏，封宇文泰为丞相，专军国大政。后来宇文泰杀孝武帝改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即文帝。后又废文帝，立太子元廓为恭帝，自任太师，总揽朝政。至其子觉自称天王，废魏，建立北周王朝，追尊宇文泰为太祖文皇帝。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今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南）人，出身鲜卑贵族。北周末以军功拜上柱国，封褒国公。隋开皇初，拜右卫大将军，平陈之役，任行军总管，率兵三万从六合渡江。时晋王杨广镇扬州，欲拉拢述附己，遂奏请文帝任述为寿州刺史总管。杨广与述计谋夺太子位，述建议广收买朝中宰相杨素等。于是述、素二人共谋立杨广为太子。及后炀帝即位，宇文述参预朝政，与苏威并重。帝后以述为左卫大将军，封许国公，总领军事。后从炀帝幸榆林，西击吐谷浑。第二年又随炀帝西幸，登燕支山，西域诸国来朝。宇文述善于供奉，深得炀帝欢心，言无不从，势倾朝廷，宠遇莫与为比。但性贪鄙，接受各方馈赠无数，金宝山积，僮仆千人，骄奢无度。大业八年（612年），炀帝出征高丽，以宇文述率军渡鸭绿江，述自恃小胜而骄，中高丽军诱兵之计，军至平壤，被高丽军掩击，大溃不止，三十万五千隋军惟余二千七百人逃归辽东。炀帝大怒，除述为民。次年又复起用，从征高丽。适杨玄感起兵反隋，炀帝回师命述讨玄感，大破之。十二年，宇文述劝炀帝幸江都。不久，述在江都病重。述子化及、智及曾因获罪被谴，故述在临死前，乞请炀帝照顾二子。炀帝于是以化及为右屯卫将军，智及为将作少监。

    达斡尔旧作达呼尔。1952年8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应达呼尔人的要求成立了龙江县达呼尔族自治区，而当时达呼尔人还未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为一个单一民族。为了确定达呼尔人的民族成份，1953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派遣由傅乐焕、林耀华等人组成的一个调查组赴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达呼尔人居住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由此引起了关于达呼尔族族源问题的讨论。
    有关达呼尔人族源问题的分歧由来已久。达呼尔人追述本族历史只能上溯到清朝初年，对于更早的历史是不清楚的。所以自清朝以来对达呼尔人的族属就有契丹、蒙古、室韦、索伦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
    契丹后裔说始于乾隆时期，在乾隆钦定的《八旗姓氏通谱》和《辽史语解》中，最早提出“达呼尔”是契丹古八部部落联盟大贺氏的译音，此后的清代官书多因袭此说。据说清政府还曾经两次派员去达呼尔地区调查其族源问题，第一次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被调查的达呼尔人自称是女真后裔，但清廷不肯轻信。于是又在光绪六年（1880年）第二次派人调查，调查结果为契丹后裔。[3]另外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也主张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达呼尔族即契丹人的后裔，但他除了因循清人发明的对音之外，并没有举出什么新的证据。[4]
    蒙古分支说盛行于民国时期。此说的主要依据是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具有很多的相近成分，尤其是《蒙古秘史》中的某些古蒙古语词汇，虽然在现代蒙古语中业已消失，但却在达斡尔语中保留了下来。1930年，达呼尔人阿勒坦噶塔在他所著的《达斡尔蒙古考》一书中，提出达呼尔是塔塔尔部的后裔。此书问世后在达呼尔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达斡尔蒙古”说盛行一时，直到五十年代仍有许多达呼尔人自认是蒙古族。应当说明，“达斡尔蒙古”说的产生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满清时期，达呼尔人被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享有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辛亥革命后，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依托，在当时“五族共和”的口号下，一些达呼尔知识分子为了依附于一个大族，遂竭力主张蒙古分支说。
    由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而引起的有关达呼尔族源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傅乐焕先生为代表，他在为此次民族识别工作撰写的调查报告《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一文中，对于达呼尔的族源问题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还不能对达呼尔的族源问题下一定论，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都缺乏足够的证据。另一种意见以陈述先生为代表，他先后发表《关于达呼尔的来源》、[5]《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6]《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7]三文，力主达斡尔族为契丹人后裔。

    云南契丹后裔虽已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但直到近年才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50年，云南潞西县勐板土司蒋家杰曾向云南民委反映滇西契丹后裔的情况，但未受到重视。1956年，陈述先生根据中央民院研究部蒋家骅（蒋家杰胞弟）提供的线索，在《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一文中指出：“现在云南龙陵有一部分蒋姓，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先世耶律氏，显然是从军著籍云南的。”可惜这个信息也未能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三十多年后，由内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莫日根迪）和云南民族学研究者杨毓骧等人组成的一个联合调查组，于1990至1992年先后两次深入滇西地区，对云南契丹后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取得数十万字包括族谱、碑刻在内的各种资料，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18]就是上述调查工作的一个总结性报告。另外，在此期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陈乃雄教授曾专程赴云南施甸对契丹后裔的语言及有关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进行考察，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检验了施甸县契丹后裔的遗传基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干志耿、叶启晓也曾前往滇西进行契丹后裔的民族历史调查。我们今天能够对云南契丹后裔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首先应该感谢他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孟志东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云南契丹后裔约有15万人，主要分布在保山、临沧地区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州，其中保山地区施甸县是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他们今天自报的民族很不一致，计有汉、布朗、彝、佤、德昂、基诺、傣、景颇等八个民族，同时他们一般又自称为“本人”或“本族”（意即本地土著民族）。
    关于云南契丹后裔的来源，是首先需要做出解释的一个问题。根据《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卷一五○《耶律阿海传》和《矩庵集》卷九《耶律濮国威愍公墓志铭》的记载，元世祖至元间，管军万户耶律忙古带率领一支契丹军队远征云南，后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长期驻守于云南。目前人们一致认为，今天滇西的契丹后裔便是这支契丹军队落籍云南的结果。
    近年来对云南契丹后裔从各个角度进行的综合考察，基本上证实了其族源的真实性。调查者们主要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证据。

    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馀万之众。[46]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馀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馀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47]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48]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49]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容另文讨论。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35] 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之邀，对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听到了关于“西吴甲尔布”（即西吴王，“甲尔布”乃藏语“王”之意）的传说，说是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36]他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37]西吴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边裔小政权，并将它与辽亡后耶律大石所缔造的西辽相提并论。他还指出，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1980年，宁夏学者李范文深入四川木雅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党项遗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通过调查并参照汉藏文献记载，他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后南迁的党项遗民和当地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木雅人自称“博巴”，意为藏人，但藏人不承认他们为藏族，称他们为“木雅巴”，意即木雅人。今天木雅人的总数约有一万多。木雅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一般在外讲藏语，在家讲木雅语。另外在这次调查中还发现，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土著居民的语言与藏语差异较大，与木雅语也有所不同，而与西夏语十分接近，因此李范文认为道孚人不是藏族，很可能是未曾北徙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的后裔。[38]
    需要说明的是，木雅并非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概念，在国内出版的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木雅这个地名，它的范围大小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很不一样的，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西吴王时代遗物的八角碉，遍布于康南及大小金川流域，可见西吴王时代的领域远比今天要大得多。今日四川木雅人的分布范围，大致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尼措寺以南，木里藏族自治县的麦地龙以北，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的地带，有木雅上乡和木雅下乡之分。[39]
    迄今为止，我们对木雅人，尤其是对木雅人历史的了解还很有限，可以说木雅人的谜底至今尚未揭开，比如关于西吴王的推测就主要是建立在传说之上的。木雅人被藏族同化的过程也是党项族走向消亡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馀地。